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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澧县一中优良文化基因分析

2016年01月29日 浏览量: 来源: 《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》 作者: 赵绪清

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。广义的文化,包括人所创造的、为人所利用的一切东西,其中既有精神的,也有物质的。即便狭义地从精神层面而言,它也包含知识、信仰、艺术、道德、法律、风俗等许多方面。如此一来,探讨学校的文化基因,就有点像狗咬刺猬——无从下口。早些年,我们为了操作的方便,把学校文化的范畴界定为“校园物质环境和由这些环境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氛围;学校内部的人际关系(校园伦理);学校群体的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”,然而即便从这个比较小的视角,对学校文化基因也难以把握。

于是我们不得不再退一步,回到学校教育的原点去思考问题。为什么要有学校?学校的社会功能是什么?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学校的社会功能是育人。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具体目的——人本也罢,工具也罢——离开了育人,学校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。因此,探讨学校的文化基因,只有从“育人”的角度,才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,也才有实际的研究价值。

当然,这里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——基因。我们讲文化基因,是借用了一个生物学概念。基因,DNA(脱氧核糖核酸),是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。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,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;同时,它又能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变异,使生物在自然选择中产生最适应环境的个体。文化对学校的作用,与基因对生物的作用极其相似。自然界找不到两株一模一样的植物,是因为基因;社会上找不到两所一模一样的学校,是因为文化。在这个意义上,文化基因反映学校的独特性,这种独特性往往又由学校对人才的价值追求来体现。因此,探讨学校传统中对“培养什么人”的价值取向,是研究学校文化基因的一条捷径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本章我们在分析学校优良文化基因时,主要着眼于学校传统中试图把学生培养成为怎样的人,特别是学校希望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文化特质。通过对办学历程中人文精神的梳理,我们认为澧县一中学生的人格特质大致可概括为六个方面,即远大的志向,进取的态度,务实的学问,灵活的谋略,坚定的性格,儒雅的气质。

在学校数以万计的校友中,有一个典型的范本,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。蒋翊武是土生土长的澧县人,他的私塾启蒙老师,是当时澧州著名维新派人士周传德(字宣三)、晏开甲(字仲鼎)。这两人又是后来澧州官立中学堂和附设高等小学堂的首批骨干教师,也即是蒋翊武在官立高等小学堂求学时的老师,周传德还担任过澧州中学堂校长。可以说,蒋翊武从儿童到青年,都受到他们维新思想的影响,也从他们的教育中塑造了自己伟大的人格。上述六个方面的特质,在蒋翊武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。

因此,以下在论述学校的各种优良文化基因时,蒋翊武将是一个全面的典型。我们将根据史实,着力揭示蒋翊武的人格特征,为历届学子提供一个可资效法的范本。同时,我们也将从更广阔的背景来揭示澧县一中学生的人格特质,使大家看到蒋翊武不是个别的、孤立的现象。

志向:忧国忧民,气象宏阔

今天大凡与澧县人共过事或者到过澧县的人,往往会感慨一句:澧县人大气!这句话有褒有贬。贬的是澧县人傻帽一个,大手大脚,喜欢打肿脸充胖子。澧县经济并不发达,资源贫乏,缺少支柱产业,政府的钱袋子常常瘪着。但县城的商场店铺、茶楼酒肆却常常人满为患;宾馆价位高于很多大中城市,却绝少打折,因为不愁客源;近四、五年的时间里,县城规划区春笋般耸起上百座高楼,商品房价格高于好多地级市,但销路不错;街上熙熙攘攘的人,川流不息的车,晚上五彩缤纷的霓虹灯,时时喧嚣着县城的“浮华”。初到澧县的人往往惊叹:天!这哪像一个县城。面对这种现象,如果你认为澧县人个个都很富有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眼中的这一切,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澧县人在冒傻气。举一个例子来说吧。我有一个侄子,也是澧县一中的毕业生,当时在外省上大学。他父亲是个老实农民,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不到3万元;哥哥在长沙打工,每月收入2000元。然而我这个侄子却自认为这就很有靠山,放寒假后邀四、五个同学一道回家,在长沙的吃、住他全包了,临了还给他认为困难的同学买车票。结果,哥哥的过年盘缠全被他花光了。春节时哥哥很烦,向他爸爸诉苦,爸爸却只是嘿嘿一笑:花了就花了,会花钱才会弄钱。这是贬,说澧县人的傻,这种傻劲和南方人的精明往往很不相称。

那么褒呢?就是说澧县人办事喜欢“大手笔”。这个大手笔,也有夸张和吹牛的成分。说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澧县人比赛谁最会吹牛。四川人说:“四川有座峨眉山,离天只差三尺三。”澧县人说:“澧州有座八方楼,开门就在天上头。”这个牛吹得太大了,四川人甘拜下风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它反映了澧县人意境开阔,气势不凡。澧县地处湘西北边陲之地,但很多省市级的重要会议都选择在澧县开;省市的部门下来检查工作,往往处心积虑地把吃住安排在澧县。上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,个个都在澧县做过停留,好几位曾经下榻澧县桃花滩宾馆,包括江泽民总书记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澧县人“会办事”。大手笔也好,会办事也好,用澧县方言来讲都是“下得驾”,说白了就是办事不计成本,只求把事办好。这样做也有理论依据,就是只要把事情办好了,上级不会亏待你的。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社会中,这样做往往还真能收到效果。有些人抱怨澧县社会风气浮躁,追慕浮华,县城的繁荣是虚假繁荣。但年复一年,这种繁荣依然存在,那假也就成为真了。而且,全县社会存款余额达130多亿,私人存款110多亿,不是牛皮吹出来的;澧县人龚曙光从《潇湘晨报》开端,十年间把一个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搞得风生水起,当选2011CCTV“中国十大年度经济人物”,更不是牛皮吹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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